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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穿越汶川 | 灾后心理援助: “疗愈学生的同时也是自我疗伤”
2018年7月17日 【字体显示: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郭丝露 南方周末实习生 欧思绮
最后更新:2018-05-15 14:21:38 来源:专题
 
 
教师何莉在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给学生做心理辅导。(青爱教育基金会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也因此成为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最早派出心理救援队的是唐山市政府,因为“唐山人知道这种痛”。
 
  但一开始,老师和校长对心理援助的队伍非常抗拒,张银俊灵机一动,在安置区旁的路边竖起了一条红布,上书——“高考心理辅导”。
 
  闪回,灾难心理学专业术语,指个体不由自主地、反复地回忆灾难的图像,伴随强烈的情绪和心理反应。
 
  对教师何莉来说,闪回是父亲收缩瞳孔中“不堪”的自己。
 
  十年前那场灾难到来时,何莉和母亲、姨妈母女都在医院,围坐在刚做完手术的父亲病床边闲聊。第一阵剧烈晃动后,姨妈和她女儿奋力往楼下跑,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阵震动后,何莉趴到父亲身上,吻了一下浑身插满管子的父亲,与母亲转身跑到卫生间——母女俩下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门口的名单上。
 
  十年中,她一直自责没有把姨妈和表妹叫住,父亲最后惊恐无助的眼神更是时时在脑海中闪现……除此之外,她不敢细想。
 
  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
 
  震后,超过3000名来自各地的心理援助志愿者涌入震区,“做科研做问卷的、弹吉他的,什么人都有”。两周后,志愿者人数锐减为不足百人。十年后,留在震区的心理援助者已是寥寥。
 
  何莉经历了近两百次不同组织的培训,现在她是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的心理咨询老师。但熟悉何莉的人都知道,她不去逛街、很少休闲,“拼了命地工作”,“回馈社会”是她生活的动力。
 
  “我爸本来就胆小,那个时候应该被吓坏了。”何莉说。十年了,她再也没有机会验证这种揣测。
 
“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
 
  汶川地震后拖曳的创伤之深超乎所有人想象。
 
  地震发生后一个半月,灾难惨烈的痕迹已基本清理干净,一个孩子找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刘正奎:“叔叔,能不能带我回学校看看?”
 
此时的北川中学震后残骸已被清理干净,但孩子对一切异常熟悉:“这个是张敏宏,他的胳膊断了掉到这儿;这个是李常西,他的脑袋这里被砸了个坑。”
 
  6月中旬四川已经入夏,刘正奎却打了个冷战。“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那个刹那我仿佛回到了5月12日下午的北川中学。”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时任科研处处长刘正奎正和同事们在所里会议室开会,头上的灯晃了几下,但与会专家们没有在意。
 
  傍晚打开电视,到处都是汶川成为“孤岛”的消息。当晚七点,时任心理所所长张侃就以心理所名义向国务院提出第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是如何做好心理安抚,避免社会震荡和群体性事件。
 
  心理所往东13公里,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张银俊也接到了电话:钱不能给你了,要捐到震区去——此前,他们刚敲定多笔捐赠,共1.6亿元善款,打算在多省市农村学校开展艾滋病预防和性健康教育。
 
  “艾滋病预防没法做了,性教育更做不了,可以做灾后心理援助吗?”这是张银俊放下电话后的第一个想法。
 
  彼时,国家应急预案体系中并没有心理援助,震后心理援助大部分仍处于自我驱动、自行组织的阶段。
 
  第一个响应的是河北省唐山市。5月12日晚,唐山市政府就决定派出救灾队伍,其中就包括心理救援队,由唐山师范学院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主任董惠娟领队。
 
  “唐山人知道这种痛。”董惠娟说,每年清明唐山市区上空挥散不去的浓烟,只是唐山人祭奠亲人的方式之一,“帮助其他地方的灾民,也是唐山人疗愈自己的机会”。
 
  5月13日晚,中科院体系成立了应急救灾小组,纳入国家应急救灾指挥部。5月14日,心理所的第一批专家团队出发赶往震区。
 
  此时,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已在“新闻1+1”呼吁对灾区儿童开展心理援助。一周后,以心理援助名义参加抗震救灾的人数达到了3000人,其中大多是个人志愿者。
 
  5月底,原卫生部派出的第三批专家到达四川,团队共50人,全部是来自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西英俊是成员之一。
 
  在全国范围内,卫生系统最先从官方层面纳入心理援助专家。他认为这是卫生体系的天然优势。“一旦发生灾难,学可以不上,但命不能不救,随着认识的提高,精神科医生很自然地被纳入了整个医疗救援的组织中。”
 
  一月多月前,西英俊才参加过医院组织的灾后心理援助培训。对派往灾区的精神科医生来说,灾后重建是个系统工程:
 
  社会层面,要联络、分配救助资源和人力,培养灾区自己的心理救助队伍;家庭层面要求在干预时看到家庭和群体的共性问题及其关联性;个人层面则要抓住灾民焦虑的根源,利用同理心,通过引导、认知调整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此外,精神科医生还要针对病理性反应及时采取措施。
 
  不过,一切理论在灾难面前都被打破。
 
  “现场太乱了。”西英俊说。震后,志愿者和相关部门蜂拥而至,2008年5月25日,四川省教育厅还发了个通知,吁请志愿者暂缓入川。卫生部专家团分为了几个小组,驻扎在医院、军营等不同地点,“基本情况就是大家自己找活儿干”。
 
  张银俊一下飞机,也感受到了这份混乱。被安排在都江堰市政府应急指挥部外坐了三个小时后,她冲进了指挥部领导的办公室:“我有专家,现在必须安排我去最需要的地方!”
 
  话刚说完,对方就被叫了出去。张银俊只能带着专家团队自己想办法。
 
“谁都心里没底”
 
  面对基数庞大的灾民,究竟如何干预,专业人士也大多心里没底。
 
  还没走到原北川中学的校门口,刘正奎先闻到了一阵腐烂的味道,他用鼻子没找到异味的根源,却看到在废墟前围坐一圈的家长。这里不像是学校。目之所及大人、孩子都不说话,沉默笼罩了整个空间,这种安静让刘正奎和身边美籍心理学专家都有些心慌。
 
  “王教授,你做了三十年创伤心理学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刘正奎小声问。“我30年只医了400人,但这里有上千人。”对方回答。
 
  灾后心理援助和日常精神科看诊和心理咨询都有很大不同。后者是治疗对象在认定自己有问题的前提下主动找到医生或专家,而前者则需要专家们去挖掘病人——在2008年,无论对精神科医生还是心理学专家,这都是一个挑战。
 
  地震发生时何莉带的是三年级。搬到板房复课后,她总是想起失去的亲人,“为什么不拉住他们?”这种时候,她会抑制不住地冲学生发火。最后,她隐约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已经不能再胜任班主任的职位,“怕对孩子们有影响”。
 
  目睹同学的死亡后,16岁的高炜一夜之间退回3-4岁孩子的状态,他的智力下行,夜晚要蜷缩在父母中间才能入睡。
 
  “心理学上这叫退行行为。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反应是往后退,认为这样更安全。睡在爸妈中间、蜷缩着身子感觉自己回到母亲子宫里的状态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刘正奎说。
 
  从基础理论上看,灾后心理问题存在不断演进的过程。灾难发生后,每个人都会有心理的不适应,但一些人能够利用自己的“心理韧性”调节过来。
 
  刘正奎说,应激过渡属于正常显现,但一个月内不适反应仍然发生,学理上就被诊断为急性应激行为障碍(ATSD)。急性应激行为障碍的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就可能被诊断为我们常听到的PTSD,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闪回、易怒、高警觉、回避与麻木、退行行为等都是PTSD的症状。
 
  混乱状态下,专家们打通和灾民之间联结的方式各不相同。面对沉默的北川中学,刘正奎一行选择先住下来观察。沉默持续了一个白天,直到傍晚,广播中放了一首当地羌族舞曲,刘正奎发现,在音乐中一些孩子的目光开始出现焦点。
 
  “我们国家本来就灾难频发,传统文化中肯定存在处理创伤的元素。”刘正奎决定从文化入手,定时播放羌族音乐,组织体育活动和羌族舞蹈。
 
  在和学生玩乐的过程中,一行人开始不失时机地提醒:如果爸爸妈妈睡不着觉或觉得很憋屈,你可以来和我聊聊,回去帮助爸爸妈妈,让他们更开心。
 
  此外,心理所还在板房区搭建了儿童天地,帮助学生尽快回复日常状态。刘正奎一贯主张灾后尽快复课:“即使在帐篷里复课,也能为学生建立伙伴关系。”
 
  张银俊带着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专家们来到震区后,径直到了一所已成废墟的学校一路打听,又找到了学生复课的临时安置区。
 
  安置区内,老师和校长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队伍非常抗拒。张银俊灵机一动,在安置区旁的路边竖起了一个条幅,上书“高考心理减压”。
 
让灾民感觉“安全”的科学干预
 
  在震区,曾不时有孩子过来抓住刘正奎衣角:“叔叔,今天一天有好几拨人问我当时地震被压在下面的感受。我应该怎么办?”
 
  心理援助的第一要务,是让灾民感觉“安全”。刘正奎记得,2008年5月13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就收到了来自日本专家的邮件,提醒中国同行们在震区慎用“暴露疗法”,让受灾群众直面地震带来的惨烈回忆——东方人的表达偏内敛,不够专业的话,暴露疗法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情感上的支持可以来自学校、家人,也可以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和政府。
 
  张银英俊每次家访都会做两件事:一是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灾民的需求。“有些家庭少了脸盆,有些需要暖壶,我们会记下来向上反映,给他们物质上的安全感。”二是把一家人都叫到一起聊聊天——震后,许多家庭成员间都缺乏交流,他们大多忙于自己的事情,本能逃避引起惨痛回忆的深度对话。
 
  汶川地震后教育系统在各学校组织捐钱,心理所则号召学校们以班为单位,做一个小手工给灾区孩子。几天后,四十箱手工随着军队的物资运输车,从北京的孩子手中到了汶川震区的临时儿童安置点。
 
  刘正奎说,这是一种“集体疗法”:孩子是需要表达的,无论是灾区还是非灾区的孩子,和捐钱相比,这更有利于他们心灵的联结和纾解。
 
  地震后“头七”的全国致哀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疗法”——自然灾害会导致整个群体的应激反应,而公祭是从国家层面的安抚。
 
  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心理援助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灾区。汶川地震后第四天,北京各采血点志愿献血者络绎不绝,王府井站点志愿献血车就有小伙子殴打护士,要求必须让自己献血。
 
  刘正奎说,非灾区人们看到震区的惨烈状况后,也会有恐慌和应激反应,专有名词叫“替代性创伤”。事件后,他专门给央视写了一份建议,希望减少惨烈画面或在播出前进行处理。
 
  一些时候,社会关爱会演变为心理负担。
 
  2008年的六一儿童节晚会,一百多个震区孤儿被接到北京参加录制。录制过程中,灾区孩子的应激反应暴露无遗:街上一辆卡车经过,几个孩子跳起来就要翻窗跳楼逃生——他们以为地震又来。
 
  在震区,黄金72小时过后,很多志愿者开始感觉“没事做”,就地转成心理援助志愿者。有时候,一波心理援助之后,志愿者走了,剩下哭得一塌糊涂的灾民。
 
  刘正奎在震区曾遇到一个拿着吉他的志愿者:“我问他来干吗,他说心理治疗。”他还遇到所谓心理援助专家义正词严对一名明显具有精神分裂迹象的灾民承诺,“用了我的方法,包你好。”此外,用“心理治疗”做幌子,骗钱骗感情的也大有人在。
 
  “汶川地震时,由于没有经验,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组织,心理救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序。”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队伍内部也一度迷茫。“是不是要继续?”是当时内部最大的争议。
 
  有的专家认为,心理援助的名声已经臭了,我们要继续做,被认为和其他人一伙的话,会把心理所的名声也丢掉。
 
  不过,时任所长张侃顶住了压力,“越是鱼龙混杂的情况,作为专业机构越不能往后缩”。
 
“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
 
  “十年来,心理援助一直不是一个拿着红头文件办的事情。”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感叹。
 
  在他看来,做心理援助的人,基本分成专家和志愿者两类,其中中间还缺了一块——官方。
 
  汶川地震十年来,他跑遍全国各种重大灾难现场,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固定的对接机构。
 
  “在四川刚开始找科技厅,科技厅不管了就找民政厅,后来民政系统也不管了,只能分别对接市级和县级政府。”吴坎坎说,在绵阳他们的合作方是教育局,在什邡是一个“在当地有话语权”的民间机构,德阳则是市人民医院。
 
  有时候,心理所也会找到当地团委:“但团委只管搬东西救人,等反应过来有一批搞心理的志愿者时,我们已经和其他部门对接上了。”此外,他们的对接部门还有精神文明办、工会等。
 
  “不管和什么部门对接,地方政府肯定是一分钱没有的。”吴坎坎说,心理所只能和民间基金会合作,但却一度“不敢拿钱”——“开始我们只接50万以下的,一两百万的捐款都不敢接,因为毕竟是国家科研单位,风险挺高的。”
 
  迄今为止,长效心理援助仍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撑机制。
 
  卫生部门心理援助队伍的权威性强,但服务时间只在一个月左右。尽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已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但吴坎坎看到,许多地方的应急办并没有专人负责心理援助。
 
  心理援助组织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了三类地方:学校、社区和医院。按照计划,社区工作站在五年内全部转化成NGO,在当地注册,服务当地。医院工作站则和精神科医生合作,直接转换成医院心理科。
 
  震后十年,一些心理援助项目还在继续。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心理援助20年”的口号,青爱工程则希望“留下一支不走的队伍”。
 
  针对学校的工作站,刘正奎想出的办法是“共同管理”:“先是当地教委派一个站长,心理所派一个站长,共同管理工作站,时长三年多。”第四年开始,心理所工作人员开始逐渐撤走,慢慢交还教委主管。青爱工程则在当地学校建立“心联小屋”,培训本校老师成为学生的长期心理咨询师。
 
  2009年,何莉参加了第一场心理咨询师培训,并在一个星期后拿到了成都市学校心理培训师的证书。她从班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疗愈学生的同时也是自我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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